1998年8月28日，济南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将近40度的高温没能阻挡人们为苏应宽送行的脚步，上千名社会各界群众来到火葬厂，他们要看苏应宽最后一眼。
送行的人群中，有人手捧鲜花，有人抱着送子观音。哀乐已经放过三遍了，前来悼念的人们仍然络绎不绝。

　　“走的是神仙吗？”火葬厂的工作人员满脸狐疑。

　　“爸，你太累了，歇歇吧！”长子苏启华对着父亲的遗像缓缓说道……

　　直到去世前一天，苏应宽还在为学生落实工作奔波。

　　也许只有在天堂，苏应宽才能为自己找到休息的理由。

　　七十岁上手术台

　　在苏启华印象中，父亲永远都是忙碌的。“凌晨1、2点回家是常有的事。第二天一早，把前一晚的剩米饭用开水一泡，就着咸菜吃，然后再去上班。”

　　父亲每周都有手术，他曾以70岁高龄上过手术台。50多岁时，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在手术台上一站就站了十几个小时。由于时隔太久，苏启华已经记不清那件事的细节了，但他清楚地记得父亲被很多人抬回了家。他当时很害怕，还以为父亲出了什么意外。

　　苏启华记得小时侯全家住在省立医院大院，一套30多平米的平房里，每个房间放一个上下铺的钢床，他和弟弟住一间，父母和妹妹住另外一间。

　　有一次，父亲领回家一个农村大妈，他告诉母亲，这个女人家里生活困难，来济南看病住不起旅馆。结果那位农村大妈就在苏家吃住了20多天，苏启华只能抱着被窝卷，跑到同学家借宿。

　　苏应宽喜欢打桥牌，但他根本没有业余时间，只能利用过年放假时，找上几个老朋友过过瘾。平时在家，苏应宽除了看医学专业书，写论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写回信。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经常写信向苏应宽咨询病情，苏应宽就一封一封，认认真真地回。

　　有时儿媳妇看到家里乱七八糟的，到处堆满了书和信，就给苏应宽开玩笑说，“我给你当秘书得了。”每年过年苏应宽收到的明信片都是一摞一摞往家搬，“幸亏只是祝贺新年的，如果都询问病情，非把老爷子累死不可”。

　　1978年，苏应宽的大孙子出生时，正赶上他在编写一本书。“他差不多每次写书都要到外面去，在家里静不下来。”苏启华回忆说。这位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因此错过了和自己第一个孙子见第一面的机会。

　　严于律己和严于律人

　　苏应宽对待下属和蔼可亲是出了名的，他从来不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一个人，让他下不来台，而是在私下给这个人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不过，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苏应宽的严也是出了名的。

　　1963年，26岁的刘新民分配到省立医院。当时他已经有一年的实践经验，象结扎这样的小手术根本不放在眼里。但苏应宽依然要求三基（基本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严格要求、严格纪律、严格操作）。在这种思想把关下，刘新民还是熬到做够一定年限才能做相应的工作。比如子宫切除手术就要有3年的培训期，这是对住院医师的基本要求。

　　苏应宽在科研上的一丝不苟简直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即使文革期间，被打成“臭老九”，去打扫卫生，他仍然坚持“科技没有阶级性”，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业务。